【文/羽扇观金工作室 陶立烽】
在新中国红色金融的历史长卷中，有一座城市的解放与接管，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它就是1949年的上海。
彼时的上海，是中国第一大城市、全国经济中心、远东金融枢纽，是中国工商业最密集、金融体系最庞杂、资本力量最盘根错节的城市。它的经济命脉，直接牵动着全国的经济大局。1949年5月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东方大都市。但军事上的胜利，仅仅是第一步。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，是一个被国民党十几年统治掏空、被恶性通货膨胀摧毁、被投机资本裹挟、被官僚资本垄断的经济烂摊子。
如何完整接管上海庞大的财经系统？如何平稳改造旧金融机构？如何让人民币取代形同废纸的金圆券、站稳市场脚跟？如何打击疯狂的金融投机、平抑持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胀？如何让这座瘫痪的经济重镇重新运转，为新中国建设提供支撑？这一系列问题，既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严峻考验，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淮海战役。
今天这一期节目，我们就完整还原上海解放前后，中国共产党从提前筹备、精准接管、货币改革、打击投机到物资调控、制度重建的全过程，带你读懂红色金融在上海创造的历史奇迹。
黎明前夜：接管前的经济与金融绝境
解放前夕，上海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83%，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的36%。上海是当时中国民营工商业最集中、经济活力最强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。全国的物资流通、资金周转、外贸往来，几乎都以上海为核心枢纽。可以说，上海稳，则全国经济稳；上海乱，则全国经济难以为继。
但这样一座经济重镇，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，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。
第一重绝境：金圆券崩溃，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顶峰。
国民党为了支撑内战，疯狂印钞，从法币到金圆券，货币贬值速度突破人类历史纪录。到 1949 年春，金圆券已经形同废纸，老百姓上街买东西，要用麻袋装钞票；早上发的工资，下午就不值钱；工厂发薪、商铺交易，根本不敢用货币计价，只能以大米、棉纱、黄金实物折算。金融秩序彻底崩塌，民众对纸币完全失去信任。
第二重绝境：官僚资本垄断金融，民营金融举步维艰。
以上海外滩为核心，国民党 “四大家族” 控制的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、中央信托局、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官僚资本金融机构，垄断了全国绝大部分金融资源。这些机构沦为国民党敛财、内战、转移资产的工具，大量黄金、白银、外汇被偷偷运往台湾，留给上海的只是空壳和坏账。
第三重绝境：金融巨头纷纷离沪，市场人心惶惶。
进入1949年，上海各大金融机构的核心负责人纷纷撤离。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、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、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巨擘，陆续离开上海。金融核心人才流失、机构人心涣散，整个金融体系处于半瘫痪状态。
第四重绝境：投机资本横行，金银外币把持市场。
金圆券失效后，黄金、银元、美元成为市场流通的 “硬通货”。上海证券大楼成为投机资本的大本营，每天上千人聚集炒作，街头巷尾的投机小贩更是不计其数。他们操控金银价格、哄抬物价，把上海金融市场搅得天翻地覆，甚至放出狂言：解放军进得了上海，人民币进不了上海。
面对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，很多国内外势力都在看笑话：共产党打仗厉害，但管城市、管经济、管金融，肯定不行。他们断言，共产党用不了三个月，就会被上海的经济难题拖垮，不得不退出这座城市。
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准备。事实上，早在上海解放半年前，党中央就已经未雨绸缪，开始为接管上海这座经济重镇做周密部署。一场精心筹备的财经接管战役，早已悄然打响。
未雨绸缪：党中央顶层部署与“青州总队”
军事接管靠军队，财经接管靠干部。接管上海这样的远东金融中心，没有一支懂金融、懂经济、懂城市、懂政策的专业干部队伍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而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提前谋划、提前练兵、提前储备。
接管上海的财经筹备工作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九月会议。
1948年9月8日至13日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史称 “九月会议”。会议明确提出：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，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党务、文化教育的干部。会议决定，在战争第三年内（也就是1948年），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各级干部，随军前进，有序管理新解放区。
同年10月28日，党中央进一步做出《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》，决定从华北、华东、东北、西北、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.3万名干部，其中分配给华东地区1.5万人，专门用于接管华东各大城市，而重中之重，就是上海。
1949年2月，一项针对上海财经接管的关键行动正式启动：华东局从山东抽调近2000名财经专业干部，组建“青州总队”。
为什么叫“青州总队”？因为 1948 年 3 月山东青州解放后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就进驻青州，这支专门负责经济接管的干部队伍，就以此为代号。这支队伍堪称接管上海的 “财经特种兵”：队员来自财政、银行、工商、税务、贸易、工业、交通等各个领域，既有老革命，也有专业技术人才，更有熟悉上海情况的地下党同志。
青州总队的总队长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顾准（这个我们在第三期抗战时期的金融工作也提到过，1949年是华东财委会副主任）；副总队长石英（当时的华东局工商部部长），政委黄耀南（当时的华东财委会党委副书记）。总队下设财政、银行、外贸、商业、工业、交通、房地产等十余个大队，对口对接上海财经各个部门，做到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提前明确接管对象、接管职责、接管政策。
1949年2月，青州总队从山东出发，一路南下，抵达江苏丹阳，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封闭式集训。这不是军事训练，而是财经接管专项培训。
首先，学习党中央关于接管城市、保护民族工商业、没收官僚资本、统一货币的各项政策；
其次，研读上海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汇总的《上海概况》，摸清上海金融机构、工厂企业、商业网点、物资储备的全部底细；
然后，模拟接管流程，演练如何与旧机构人员沟通、如何清点资产、如何保护档案、如何平稳过渡业务。
与此同时，党中央在顶层设计上，也完成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部署。
1949年3月14日，周恩来起草《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明确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，由陈云同志担任主任，全面主持全国财经工作。陈云的挂帅，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稳定，定下了坚实的基调。
同一天，党中央对上海的党政领导班子做出明确安排：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，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，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。
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上海
除了干部队伍，货币准备更是重中之重。
上海市场金圆券泛滥，没有充足的人民币，就不可能取代旧货币、稳定市场。为此，党中央命令北海银行——当时解放区最核心的印钞机构，全力赶印人民币，并组建专门的印钞与运输队伍。
1949年2月，北海银行发行局和各印钞厂组成青州总队第八支队，分为两大部分：
一是由30多辆卡车组成的运输车队，满载刚印好的人民币新币、钞版和印钞纸张；
二是150多名印钞干部和技术工人，其中很多人原本就是从上海前往解放区的专业人才，熟悉上海印钞设备与业务。
这支特殊的印钞队伍，随大军南下，在丹阳集训待命。他们的任务很明确：上海一解放，立刻随军进城，一边接管旧印钞厂，一边就地开印人民币，保障货币供应。
从中央顶层设计，到地方干部集训，从金融政策制定，到货币物资储备，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时间，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全流程准备。这支提前练兵、目标明确、纪律严明的“财经先遣队”，已经做好了进入上海、接管金融、稳定经济的全部准备。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全境解放。一场震惊世界的财经接管战役，正式拉开大幕。
闪电接管：5・27解放，5・28军管
上海解放的当天，外滩的旗杆落下了国民党的旗帜，但枪炮声刚停，财经接管的号角立刻吹响。党中央定下的接管原则非常清晰：完整接收、平稳过渡、保护资产、恢复业务，绝不搞一刀切、不搞砸烂重建，要在 “瓷器店里” 稳稳当当完成接管。
5 月 28 日，也就是上海解放的第二天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（简称军管会）正式成立，陈毅任主任，粟裕任副主任。军管会下设政务、财经、文教、军事四个接管委员会，其中财经接管委员会，是接管上海的核心力量，主任由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担任，副主任为许涤新（曾在1946年担任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）、刘少文（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上海工委副书记），秘书长骆耕漠（华东局财委秘书长，这位我们在抗战金融那一期也提到过）（当时华东局财委有五大委员，邓小平、曾山、方毅、刘岱峰、骆耕漠，但方、刘常驻济南、郑州，负责日常只有曾、骆两位同志）。
财经接管会下设财政、金融、贸易、重工业等多个处室，几乎囊括了上海经济的全部领域：财政处处长顾准（青州总队总队长），金融处处长陈穆（原北海银行行长），贸易处处长徐雪寒，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。
一大批党内顶尖财经专家齐聚上海，组成了接管上海金融经济的“最强天团”。
一、核心金融机构接管：分类施策，精准有序
当时接管的重中之重，是上海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。按照军管会政策，凡属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，一律没收；官商合办机构，没收官股、保留私股；民族资本金融机构，一律保护，支持复业。
上海依法应接管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共计：银行18家、保险公司19家、印钞厂6家；另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，由军管会派特派员监督接管。具体接管工作，由财经接管会金融处全权负责。
我们重点看几家核心金融机构的接管。
中央银行：旧金融总闸门的红色改造
外滩15号，是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大楼，这里是旧中国金融的 “总闸门”，掌控着全国货币发行、黄金储备、外汇管理大权。5月28日，军代表当场接管这座大楼，当天就宣布：废除金圆券，启用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。
对中央银行的接管，没有采取 “打碎重建”，而是边接管、边利用、边改造：原有 3000 多名员工，根据工作需要与个人特长全部留用，原机构逐步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公库部、第二营业部、信托部，实现无缝衔接，业务一天未停。
外滩15号华俄道胜银行大楼，1949年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办公大楼，现为央行下属外汇交易中心
中国银行：没收官股，改组为外汇专业银行
中国银行是旧中国最大的外汇银行，接管难度大、国际影响大。军管会派出了4位重量级红色金融专家担任军代表。
龚饮冰：长期在上海潜伏，为党中央筹建秘密电台、管理经费、创办建业银行，是党内 “红色银行家”，解放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；
冀朝鼎：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，潜伏国民党金融高层，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、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，为党提供核心金融情报，解放后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；
项克方：党组织在中国银行发展的第一位地下党员；
洒海秋：原北海银行副行长，金融接管经验丰富。
同时，中国银行地下党员刘善长、周耀瑾等人全程配合。
接管政策明确，没收官僚资本股份，保留私股股东合法权益，改组董事会。6 月 6 日，中国银行正式复业，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，从官僚资本机构，彻底变为人民的金融企业。
交通银行：接管官股，成为基建财务专业银行
交通银行的接管模式与中国银行一致：没收官股、保留私股、改组董事会。1949 年 11 月 1 日，交通银行总处、上海分行及下属五个支行同步复业，成为新中国监督公私合营企业财务、管理公股股权的专业银行。
其他官僚资本金融机构，如中国农民银行、中央合作金库、邮政储金汇业局，接管后，利用其储蓄网点与业务经验，改组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合作储蓄部；中央信托局，金融业务由金融处接管，实业贸易业务由贸易处清理；上海市银行，是地方官僚资本银行，业务整体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；
另外，新华、中国实业、四明、中国通商四家官商合办银行：实行公私合营，公股私股共同经营，平稳复业。
二、保险业接管：保障复工复产，守护工商命脉
除了接管银行外，还有保险业。上海是中国保险业的发源地，解放前工厂开工、商业运转、外贸运输，都离不开保险。国民党留下 19 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，接管工作由金融处保险组负责，组长林震峰，副组长孙文敏，都是长期在上海保险界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。
接管工作遵循原职原薪、平稳过渡、迅速复业原则：
第一家接管的是中国保险公司，5月30日完成接管，6月20日就恢复营业，成为上海第一家复业的国有保险机构；
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、人寿保险处、中国农业保险公司、太平洋保险公司等，逐一派驻军代表，清点资产、安抚员工；
全部19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，除中国保险公司、中国航联保险公司保留复业外，其余小型机构统一清理关闭。
为了支持民营保险复业，6月18日，军管会发布《保字第四号训令》：要求中外保险公司按业务缴存保证金，火险、运输险200万元，其他险种300万元，缴存后即可复业，中外一视同仁。最终，63家华商、42家洋商保险公司顺利复业，为上海工厂复工、外贸重启提供了关键保障。
三、印钞厂接管：就地生产，保障人民币供应
除了接管金融机构外，同样重要的还有货币。货币要站稳，印钞必须跟上。5月27日，上海刚解放，原北海银行印钞厂干部就进驻原国民党中央印制厂上海厂，当场接管所有印钞设备、纸张、钞版。
5月29日，也就是接管第二天，上海印钞机就开始印刷第一套人民币，首批印制贰佰元长城券，随后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等12 种面额人民币陆续投产。短短两个月，上海组建人民印制一至五厂，形成规模化印钞能力，成为新中国最大的货币生产基地，从根源上保障了人民币供应。
从5月27日解放，到5月底短短几天时间，上海所有核心官僚资本金融机构、保险机构、印钞机构全部完成接管。没有混乱、没有破坏、没有中断，外滩这座远东金融中心，在红色旗帜下，完成了平稳而彻底的新生。这在世界城市接管史上，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迹。
货币决战：七天肃清金圆券，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
当然，接管机构只是第一步，货币统一才是稳定金融的核心。国民党留下的金圆券，是压在上海人民头上的大山，不彻底清除金圆券，人民币就不可能立足，经济就不可能稳定。
5月28 日，上海市军管会当场颁布《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》，这是上海金融史上的划时代文件，核心内容非常明确：
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：即日起，所有完粮纳税、公私款项收付、物价计算、债务契约、票据交易，一律以人民币为计算与清算本位；
金圆券为非法货币：禁止以金圆券、黄金、银元、外币计价流通；
限期收兑，比价固定：1元人民币兑换10万金圆券，收兑期限截至6月5日，过期严禁流通、严禁持有。
金圆券禁令
这份规定，态度坚决、期限明确、比价公平，给上海老百姓吃了第一颗定心丸。
5月30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成立，办公地点就在外滩15号原中央银行大楼。当天，全市设立369个收兑点，实行无限制、无差别、无条件收兑金圆券：不管你是工人、商人、市民，不管金额多少，一律按比价兑换，不设门槛、不拖延、不刁难。
上海市民压抑十几年的怨气与期待，在这一刻彻底释放。街头收兑点排起长队，大家把手里的金圆券换成崭新的人民币。
统计数据显示：截至6月5日，上海全市共收兑金圆券35.9 万多亿元，占国民党统治区金圆券总发行量的53%。
仅仅7天时间：金圆券彻底退出市场；人民币从银行走向街头，全面占领上海市场；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，被一次性斩断。
这场货币战役，打得干净、利落、彻底，让全世界看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决心与能力。人民币，第一次成为上海人民信任、使用、依赖的法定货币。
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地位，6 月2 日，军管会发布《关于公营事业收款一律用我人民币的通告》，用政权力量为人民币背书；6 月3 日，华东军区公布《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严禁外币流通，统一由人民银行收兑，切断外币对市场的干扰。
货币统一，为后续打击投机、稳定物价，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
金融剿匪：银元之战——查封证券大楼，打掉投机总指挥部
人民币刚站稳脚跟，新的挑战立刻到来。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，他们把目标转向黄金、银元、美元，上海人称之为 “黄白绿”，试图用金银外币抵制人民币，重新操控市场。
从 6月初开始，上海银元价格在10天内暴涨近两倍；银元涨价带动全面通胀：大米价格涨幅超两倍，棉纱价格翻倍；更恶劣的是，部分私营百货公司公然用银元标价、拒收人民币，导致人民币“早上发出去，晚上回银行”，根本无法在市场流通。
上海证券大楼，是这场投机狂潮的总指挥部。每天上千名投机分子在此聚集，街头散户更是多达数万人，6月5日一天就有 2 万人参与投机，三天后暴增至 8 万人，把上海金融市场搅得鸡犬不宁。
最初，人民政府试图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：6月6日，在一个城区集中抛售 1 万枚银元，试图平抑价格。但投机商有恃无恐，悉数吃进，价格反而越抛越高。6月7日晚，华东局会议决定，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。陈毅在会上强调：“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，不打则已，打就一网打尽。”陈毅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。12个小时后，毛泽东回电表示赞同。
6月10日上午10点，上海警备司令宋时轮亲自率领军警，包围上海证券大楼，当场控制所有人员，经过清查核实，逮捕法办238 名首要投机分子。
这雷霆一击，直接打掉了投机资本的核心。当天，银元价格断崖式下跌，金银黑市瞬间崩盘，百货公司纷纷恢复人民币标价，街头物价快速回落。
银元之战，以人民政权的全面胜利告终。人民币真正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，彻底打破了 “解放军进得了上海，人民币进不了上海” 的狂言。
经济淮海战役：米棉之战——全国物资大调配，彻底降服通胀
银元之战失败后，投机资本又把目光转向民生必需品，也就是上海人说的 “两白一黑”：大米、棉纱、煤炭。他们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，试图用民生物资卡脖子，再次制造通胀，搞垮上海经济。
这场战役，是上海经济稳定的终极决战，毛泽东同志评价：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。
主持这场战役的，依然是陈云同志。1949年7月12日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，陈云任主任；7月27日至8月15日，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，他明确指出：“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、东方金融中心，上海站不住，全国经济稳不住”。
针对上海物价暴涨、物资短缺的问题，陈云制定了一套全国统筹、集中调配、择机抛售、收紧银根的组合拳：
第一步：全国调运物资，保障上海供应
党中央下令，全国解放区全力支援上海：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斤粮食入关；华北、华中调集棉花、棉纱、油料；山西、山东调集煤炭；四川、两湖调集大米、面粉。
火车、汽车日夜兼程，把全国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上海，确保上海市民 “有米吃、有布穿、有煤烧”，从根源上切断投机商囤积的基础。
第二步：择机同步抛售，打垮投机资金
1949年11月25日，全国物价达到峰值。陈云一声令下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沈阳等全国各大城市同步大规模抛售粮食、棉纱、煤炭。
抛售一开始，囤积物资的投机商还试图吃货扛价，但政府物资源源不断、无限量供应，价格一天几跌。短短几天，粮、棉、煤价格断崖式下跌，囤积货物的投机商资金链彻底断裂，纷纷破产倒闭，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。
第三步：收紧银根，釜底抽薪
配合物资抛售，政府同步收紧银根：征收税款、发行公债、停止贷款，让投机商彻底失去资金来源，再也无力兴风作浪。
持续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，在人民政府的组合拳下，短短几个月就被彻底降服。上海物价平稳、市场有序、工厂复工、商铺开业，这座经济重镇重新恢复生机。
为了让老百姓彻底放心存钱、放心用币，政府还推出折实储蓄：存款不以货币计价，而以大米、面粉、棉布、煤炭等实物价值计算，存一斤米的价值，支取时依然按一斤米的价值兑付，彻底消除通胀顾虑，让人民银行真正成为老百姓信任的金融机构。
折实储蓄
制度筑基：红色金融在上海的长效治理与历史启示
从接管机构、统一货币，到打击投机、稳定物价，中国共产党在短短半年内，彻底扭转了上海的经济危局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一套长效、稳定、服务人民的红色金融制度，为新中国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。
这套制度体系，核心包括三个方面。
第一，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体系
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，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等专业银行为支撑，储蓄、保险、印钞为配套，彻底废除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体系，建立起服务人民、服务生产、服务国家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。
第二，保护民族工商业，稳定经济根基
上海民营经济占比极高，军管会始终坚持 “保护民族工商业、不没收、不排挤、支持发展” 的政策，让工厂开工、商业运转、就业稳定，用生产恢复支撑金融稳定，实现经济良性循环。
第三，金融为人民服务，为生产服务
无论是货币改革、折实储蓄，还是保险复业、物资保障，所有金融政策的核心，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、恢复工农业生产、支持国家建设，彻底改变旧金融 “为资本服务、为官僚服务”的本质。
回望 1949 年的上海，我们看到的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红色金融历史：一支提前筹备、专业过硬的财经干部队伍；一套周密部署、精准施策的接管方案；一场从货币到物资、从金融到民生的全面战役；一种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协同作战的高超治理智慧。
中国共产党用事实证明：我们不仅能打下上海，更能管好上海、建好上海；不仅能打赢军事仗，更能打赢经济仗、金融仗。
上海的解放与接管，是红色金融史上的里程碑：它统一了全国金融核心枢纽，稳定了全国经济大局，建立了新中国金融的基本框架，培养了一大批金融专业人才，为后续全国经济恢复、社会主义建设，铺平了道路。
今天，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是为了沉溺过去，而是为了传承红色金融基因：坚守初心、服务人民、统筹全局、精准施策，在新时代继续书写中国金融的新篇章。
参考资料：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，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（1949—1978）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11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，《陈云传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5
董志凯、武力、陈廷煊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》第一卷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2001
林震峰：接管上海保险业|话说“70年”，中国保险学会
陈穆，接管官僚资本概述，上海金融，19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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